原載於《文史博覽·人物》2025年第12期
澳門的一磚一瓦都在訴說著文明交融的故事。澳門學，正是這些故事的收集者、解讀者和傳播者。
2025年12月19日，紀錄片《澳門：露天博物館》登陸央視。作為澳門回歸26周年，同時也是澳門歷史城區申遺成功20周年的獻禮之作，紀錄片的熱播，又將人們的目光引向了這座歷經風雨的南方小城。這座面積僅33.3平方公里的城市，卻承載著一門日益受到國際學界關注的學問——澳門學。從1986年幾位本土學者在東亞大學（今澳門大學）的一次研討會上首次提出這一概念，到如今成為擁有完整學科體系、國際學術網絡和豐富研究成果的特色顯學，澳門學走過的近40年歷程，恰與澳門回歸祖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步伐同頻共振。
一座城市的自我發現
1987年，《中葡聯合聲明》簽署，澳門進入回歸祖國的過渡期。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節點上，一群澳門學者開始思考：如何系統梳理這座城市的歷史脈絡？如何科學認識其獨特的社會形態？如何在回歸後找准自身定位？
“當時他們的初衷其實非常簡單。”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回憶道。“第一要摸清楚澳門歷史發展的規律；第二要對澳門當時的現狀，它的政治、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的情況摸清楚，使澳門的回歸更加順利；第三，澳門特區成立之後，在國家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
這種強烈的現實關懷，構成了澳門學最初的問題意識。在吳志良看來，澳門學的建設本質上是“本土知識體系的構建”，是對“在澳門發生的一切事情及其與外部世界的聯繫與互動”的系統性研究。
2010年，首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舉行，主題定為“澳門學的學理化與國際化”。這被視為澳門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式建設的開端。此後，研討會先後在里斯本、北京、廣州等地舉辦，吸引了全球學者的參與。
澳門學的核心魅力，源自澳門這座城市獨一無二的歷史角色。澳門400餘年發展史，實為一部微縮版的人類文明對話史。
16世紀中葉，葡萄牙商船在濠江畔下錨，這個珠江口的小漁村意外成為地理大發現時代東西方文明的交匯點。利瑪竇在此學習中文後，繪製首幅中文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北上；鄭觀應在鄭家大屋寫下《盛世危言》，熔鑄中西治理智慧；聖保祿學院培養的傳教士，成為“東學西傳”的重要橋樑……
“澳門是人類文明的實驗室。”吳志良如此概括，“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在這方圓數裡之地和睦相處，形成了一種‘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社區精神。”
這種獨特性在學術上轉化為豐富的礦藏。據統計，在同等規模城市中，很少有像澳門這樣擁有如此多元、完整的歷史檔案。
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被成功列入世界遺產。這片區域是昔日華洋共處居住的舊城區，其覆蓋範圍包括連結相鄰的眾多廣場空間及20多處歷史建築，至今基本上保持原貌，開創許多“中國之最”。如最早一批天主教堂建築、最古老的教堂遺址、最古老的西式炮臺群、最古老的修道院、最古老的基督教墳場、第一座西式劇院、第一座現代化燈塔、第一所西式大學、西式醫院、外文報紙等等。
吳志良說：“每當踏上崗頂前地的石板路，耳邊總會響起不同語言的交談聲——粵語的清脆、葡萄牙語的綿長、英語的流暢，在風中共振。”如今，20載光陰流轉，這片33.3平方公里的土地，如同一個永不停歇的文化熔爐，以最從容的姿態，向世界訴說著東西方文明相遇的故事。
這種“你中有我”的共生，曾被形容為“沙拉碗”——多種文化原材料搭配得和諧融洽。但在吳志良看來，它更似一壺慢煮的茶：葡萄牙人帶來的咖啡香未能掩蓋龍井的清冽，反而在時間中沉澱出新的風味。“澳門歷史城區並非孤立的建築標本，而是仍保持著居住功能的歷史區域，其靈魂蘊藏於日常生活的煙火氣中。”
學術話語權的回歸
經過多年發展，澳門學已形成較為完整的學科體系。
文獻基礎日益堅實。澳門基金會等機構系統整理了數萬份歷史檔案，完成多語言標注和數位化保存。“澳門記憶”工程自2019年啟動以來，已完成3.6萬份歷史檔案的數位化處理，讓沉睡的歷史通過全球學術網路重獲新生。2024年，“澳門記憶”文史網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全球世界遺產教育創新案例獎》“探索之星獎”，成為澳門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數位化平臺。
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從最初的歷史學研究，延伸到社會學、人類學、文化遺產保護、城市治理等多個領域。特別是對“一國兩制”在澳門實踐的研究，為理解不同制度的共生共榮提供了鮮活案例。
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穆欣欣表示：“澳門學緣起和聚焦點在歷史，從面臨的歷史任務到為需要解答澳門學尋找答案的過程，必然也是為我們更好地理解‘一國兩制’的內涵、為澳門未來發展尋找切實可循的路徑。”
學術網絡全球擴展。澳門學不僅吸引了中國內地、葡萄牙、巴西的學者，也引起了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研究者的關注。澳門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高校設立了相關研究中心，開設專業課程，培養專門人才。
吳志良說，如今，為“本土知識體系而建構的澳門學大廈”已然落成，“這座大廈裡，充滿了我們的經驗、記憶、知識、智慧和精神力量”。
“回歸祖國25年來，澳門學的研究重心逐漸從歷史梳理轉向現實關懷。”吳志良將澳門的優勢概括為“三重身份”：
一是“東學西傳”的歷史見證者，現存文化遺產中70%體現中西文明交融特徵
二是“一國兩制”的制度創新者
三是“微型超級文化樞紐”，能快速聚合內地資源與葡語網絡
例如，澳門藝術博物館將館藏外銷畫數字化，這些18世紀廣州十三行題材畫作，記錄了茶葉、瓷器貿易如何塑造歐洲“中國風”審美，可作為“絲路中的中國密碼”特展的核心素材。
基於這一定位，澳門學正致力於推動澳門從“文明實驗室”向“文明轉換器”的轉變。
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澳門學的研究成果正在助推具體政策的出臺。文化資料跨境流動的試點、中醫藥國際認證標準的制定、中葡雙語人才庫的建設——這些創新實踐的背後，都有澳門學提供的理論支撐和歷史借鑒。
2024年，澳門成功當選2025年“東亞文化之都”。在申報材料中，澳門學對城市文化價值的系統性研究，成為重要的學術依據。
從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中形成的官民共治模式，到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探索的跨境治理新範式，澳門不斷證明著制度彈性與文化韌性的正相關關係。這種“澳門經驗”的深層價值，在於它打破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思維，為不同制度的共生共榮提供了可行性方案。
“我們希望讓澳門從文化交融的‘歷史標本’轉變為文明互鑒的‘活性酶’，在重構全球文化敘事中發揮樞紐作用。”吳志良展望道，未來，將推動澳門學與數字人文、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深度融合，建設全球最權威的澳門學數字檔案庫和智能研究平臺。要讓澳門學不僅研究過去，更能解讀現在、預見未來，為澳門作為“文明轉換器”提供源源不斷的理論創新和內容供給。
文化硅谷的願景
澳門學的國際影響力，尤其體現在葡語世界。
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澳門不僅在經濟領域發揮橋樑作用，在文化交流和學術對話上也扮演著獨特角色。澳門學的研究，為理解中國與葡語國家的歷史聯繫提供了新的視角。
歷史上，澳門曾是葡萄牙在亞洲最重要的據點，也是天主教在遠東傳播的基地。這種歷史聯繫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和文獻檔案。通過對這些遺產的研究，澳門學不僅梳理了中葡交往史，也為當代中葡關係、中國與葡語國家合作提供了歷史參考。
近年來，澳門基金會推動與葡萄牙、巴西等國的學術機構合作，開展了一系列聯合研究專案，旨在系統梳理中國與葡語國家在語言、藝術、習俗等方面的相互影響，推動科技創新與文化交流。這些合作聚焦於生物醫藥、人工智慧、海洋科技等前沿領域，旨在促進科研成果轉化和人才培養。
吳志良認為，要積極支持在澳門設立更多國際性的文化交流與培訓中心，依託與葡語國家、歐盟乃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傳統聯繫，構建一個開放、包容、高效的文明對話網路。要讓澳門成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橋頭堡”，也成為世界優秀文化進入中國的“溫馨客廳”。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澳門學正朝著更加宏大的目標邁進。
吳志良提出了將澳門打造為“中國文化硅谷”的設想——讓澳門不僅輸出文化理論，更能輸出深受全球市場歡迎的文化產品、文化服務和文化標準，形成具有強大輻射力的“文化創新產業生態圈”。“硅谷的魅力在於能將創意轉化為影響世界的產品。澳門擁有獨一無二的文化IP寶庫，我們要善於利用澳門學的研究成果，通過文化+科技、文化+設計、文化+金融等模式，催生新的文化業態。”
這一設想正在逐步落地。澳門科技大學等高校設立了文化遺產數字化實驗室，利用三維鐳射掃描、虛擬實境等技術，對澳門歷史建築進行全方位記錄和再現。這些數字檔案不僅用於保護和研究，也為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與此同時，澳門正積極推動文明對話相關平臺建設，例如首屆文明互鑒國際論壇已於2025年12月16日至17日在當地舉行，旨在強化澳門作為國家對外開放橋頭堡和文明交流視窗的功能。
吳志良在論壇開幕式上表示，澳門基金會願與社會各界共同推動多元文化交流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一步發揮澳門的平臺作用，為澳門建設成為多元文化交流合作基地和中國與葡語國家文化交流中心貢獻力量。
小城的大學問
“澳門雖小，但小桌子也可唱大戲。”吳志良說，澳門地窄人少，一直被認為是限制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的因素。可是，從早期全球貿易到20世紀80年代的製造業興旺，澳門都充分利用了“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地位優勢，取得飛躍發展。回歸以來，充分利用“一國兩制”優勢，創造了澳門經濟發展史的奇跡。
從議事亭前地的黑白碎石，到內港碼頭的百年石階；從大三巴牌坊的巴洛克立面，到鄭家大屋的中式梁架——澳門的一磚一瓦都在訴說著文明交融的故事。澳門學，正是這些故事的收集者、解讀者和傳播者。
這門誕生於小城的學問，卻有著超越城市本身的意義。它通過澳門的微觀歷史，探討的是文明互鑒的宏觀命題；它基於本土經驗，卻致力於貢獻全球智慧。
正如吳志良在《何以澳門》中所言：“從澳門出發看世界，可以看到人類文明進步的一條新路徑和一個新圖景，可以構建一個新的人類知識圖譜，澳門的文化也可以為文化強國開闢一條新的戰線，開創一條新的道路。”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文明衝突論時有抬頭的今天，澳門學以其對“和而不同”的實證研究和理論闡釋，提供了一種新的敘事：不同文明不僅可以和平共存，還能相互滋養、共同繁榮。
這或許正是澳門學最大的當代價值——它不僅是一門關於過去的學問，更是一門指向未來的學問。在這門學問裡，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座城市的歷史，更是一種文明觀的呈現，一種人類共同未來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