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灣區建設前景可期 ——訪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
08/10/2021

原載於2021年9月29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近年來,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不斷深入,文化工作者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粵港澳大灣區不僅是一個經濟共同體,更應該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如何構建這一文化共同體,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首倡者之一,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認為,文學應該是一個重要的方式。粵港澳文學植根于共同的文化傳統與歷史記憶,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被提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大灣區文學將成為承載、豐富人文灣區”建設的重要內容而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文化是共同的精神家園

《中國社會科學報》:《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共建人文灣區”,您認為推進人文灣區建設、構建灣區文化共同體的重大意義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吳志良:粵港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實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既是新時代中國改革開放、更好參與國際競爭的需要,也為港澳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提供了便捷路徑和重要平臺。

 

粵港澳合作已經推行多年,經濟貿易和人員往來密切,近年來在基礎設施方面也逐漸銜接。但是,由於存在兩種制度、三個法域和三種貨幣,粵港澳在深度融合方面還存在不少問題和障礙,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與世界上其他灣區的最大區別。要全面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必須解決這些問題和障礙。很多問題和障礙多年解決不了,深層的原因是人們存在認識差異和心理距離。如果不縮小這種認識差異和心理距離,人們就不可能正確理解大灣區發展戰略的意義,很難達成對大灣區發展戰略的共識,粵港澳也不可能充分、高效地形成合力,共同為新時代中國發展貢獻最大的力量。

 

人們一般從經濟意義上將大灣區視為一個經濟共同體,但粵港澳大灣區有其歷史和現實的特殊性,要建設好經濟共同體,首先要建立文化共同體,以文化的力量化解認識差距和心理距離。粵港澳同屬嶺南文化,同宗同源。近代行政上的分割和制度上的差異,雖然導致粵港澳各自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特殊性,且在某一歷史時期由於經濟社會發展水準不同還放大了這種特殊性,但從根本上並沒有割斷文化的脈絡和情感的紐帶,彼此間的共性遠遠大於差異。在40多年改革開放進程中,粵港澳居民攜手並肩拼發展,有了共同生活經驗,完全具備建立文化共同體的條件。可以說,粵港澳本來就是一個文化共同體,只是我們受到很多表像的干擾而沒有充分認識到。只要粵港澳有了這種意識和願景並主動去推動,配以適當的政策,文化共同體建設就會水到渠成。有了共同的精神家園,其他問題也會迎刃而解。

 

港澳文學回歸中國文學大家庭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您看來,大灣區文學概念是嶺南文學發展到當下的一種必然,還是大灣區文藝工作者為了配合大灣區建設的一種構建嘗試?

 

吳志良:建立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共同體有很多路徑選擇,但我認為,文學是非常好的一個切入點,因為文學的表達細膩、感性、形象,容易打動人心、引起共鳴和共情,促進心靈相通。而共同的文化淵源、風俗習慣和生活體驗,又便於共性文學的創作。因此,我們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的概念,作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共同體建設的一個平臺。

 

大灣區文學應該是區域文學,如何從學術上定義或者從理論上建構大灣區文學,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的問題,在實踐過程中會逐漸明晰。由於地理的原因,大灣區文化傳統基因保存完好,長期與世界接觸交流又賦予其極大的開放精神和創新能力,這在文學創作上也有所體現。大灣區文學必然會根植于中華文化傳統,放眼世界,有所繼承,有所創新,真實反映粵港澳地區的歷史演變、文化性格、精神面貌、城市內涵和人民生活,彰顯其獨特的時代精神和區域特色,在中國文學大家庭裡獨樹一幟。

 

港澳回歸祖國已經20多年,我們不應該再將港澳文學放在世界華人華文文學中考察。港澳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港澳文學也應該回歸中國文學主流,真正成為中國文學大家庭裡的一分子。我們希望內地文學界更加關注、重視和支持港澳文學的發展,內地文學報刊雜誌也能刊登更多港澳文學作品和港澳文學批評文章,共同推動港澳文學繁榮,促進大灣區文學成長。同時,要充分認識到港澳文學的世界性和開放性,更好地發揮港澳地區的網路和平臺優勢,向國際社會傳播中國文學。而大灣區文學就是港澳文學回歸中國文學大家庭的一條有效路徑,也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一個優質平臺。

 

積極推動大灣區文學對話

《中國社會科學報》:大灣區文學概念提出後,粵港澳地區做了哪些有益的探索?

 

吳志良:粵港澳大灣區文學提出後,得到“9+2”城市的積極回應、支援和參與。在深圳舉辦的首屆大灣區文學發展高峰論壇上,各地派出了作家協會或文學團體的負責人參加,論壇邀請了作家和專家學者共同討論大灣區文學建設。有學者認為,構建大灣區文學有其必要性,也存在學術上的可能,大灣區文化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各地文學機構負責人還達成了共識,希望建立長期的協調機制,採取更多鼓勵措施,共同推動大灣區文學發展。

 

這次論壇提出的許多建議已經逐步落實,前景令人期待。此後,我們在深圳、澳門等地分別舉辦了論壇,發表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合作發展倡議書》。在某種意義上,論壇已經成為共商大灣區文學發展的平臺和協調機制。暨南大學舉辦了大灣區文學研討會,從理論上探討建構大灣區文學的可能性。《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評論》創刊並公開發行,成為大灣區文學建設的重要陣地。廣東省主動牽頭成立了粵港澳大灣區文學聯盟,加強大灣區文學界的密切聯繫,團結和凝聚大灣區文學力量。大灣區文學獎和大灣區文學網路已經設立,深受灣區文學創作者的歡迎。我們希望在中國作協的支持下,可以儘快舉辦大灣區青年文學家的研修班,壯大推動大灣區文學的隊伍和力量。當然,我們也希望更多的文學研究機構關注大灣區文學的建構並進行深入系統的理論探討,使其早日成為現實,也使大灣區文學成為中國文學發展的一面旗幟。

 

《中國社會科學報》:就目前發表的成果來看,大灣區文學理論的構建尚處於草創階段,在您看來,應如何推進當下這種“理論的準備”?

 

吳志良:如何從理論上解釋和建構大灣區文學,存在許多學術上的可行性。我認為,作為後殖民、後現代結構主義的互文性文學理論是路徑選擇之一。

 

簡單來說,大灣區文學是在廣東、香港和澳門文學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更大的體系。在這個體系內,有文本的對話、主體的對話和文化的對話。在對話過程中,廣東、香港和澳門文學從對立、對峙到交流、合作和融合,從引用、改寫、吸收、擴展到改造,在一段時間內肯定會形成很大的張力。而這種張力,恰恰是大灣區文學的生命力所在。主體的對話也如是,最終目的是實現廣東、香港和澳門文學創作者共同參與、共有共用和共同創造,打造一個新的文學流派。在文化對話方面,也會經歷背離、叛逆、衝突、變異到認可、接受、認同和相互浸透。這個過程,其實是對本土文化、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的重新認知過程,對廣東、香港和澳門文學都會帶來不同的衝擊和體驗。但是,如果大家都有意願去經歷這個過程,粵港澳大灣區文學就自然地建構起來了。

 

值得一提的是,建構大灣區文學還必須和中國文學、世界文學產生關聯,進行對話。在這個更大體系的對話過程中,大灣區文學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廣東文學可以更好地促進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對接,香港文學可以著力加強與西方文學的對話,而澳門文學既堅守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融合了西方文明,可以成為重要的助推器。但前提是,大家一定要衷誠合作,互相配合、互相學習。

 

我們提出大灣區文學概念的初衷,是為大灣區文化共同體構建創造必要的條件,為港澳文學回歸中國文學大家庭建立暢通的管道,也為中國文學的國際交流搭建一個新的平臺。我們相信,在建構大灣區文學的過程中,廣東文學、香港文學和澳門文學不僅可以對中華傳統文化有更系統深入的認識,還可以更加全面廣泛地開展與西方文學的合作交流。大灣區文學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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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著名的名勝古跡媽祖閣 李永傑/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