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廣志
《澳門硏究》與澳門學術成長
學術硏究，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硏究的成長，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階段及發展程度有着密切的關係。澳門本土學術硏究，概括來說，起步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至一九九九年澳門回歸時曾達至一個小高潮。回歸後，特別是近年來，澳門學術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開始進入本土化以及話語權階段。
一九八八年六月，私立東亞大學澳門硏究所（澳門硏究中心前身）創辦澳門最早的人文社會科學專業學術期刋——《澳門硏究》，揭開了澳門本土學術硏究的序幕。該刋的創辦，是在澳門即將回歸祖國的背景下，發動和聯繫澳門本土以及外地的學者，立足澳門社會，探尋澳門社會的本質及其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尋找澳門的未來發展之路。由於各種原因，該刋在出版兩期之後停刋。一九八八年，澳門政府收購東亞大學，隨後將之更名為澳門大學，澳門基金會積極推動澳門大學的建設和發展，並開始籌備《澳門硏究》的復刋。一九九三年二月，由澳門基金會出版，澳門大學澳門硏究中心編輯，時任澳門硏究中心副主任黃漢強、基金會管理委員會委員吳志良任主編，《澳門硏究》正式復刋，志在“推動學術硏究與交流，發揮學術為社會服務的功能”。
逾廿年論文千四篇
二十多年來，經過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澳門硏究中心的共同努力，在黃漢強、吳志良、馮少榮、曹晉鋒、楊允中、郝雨凡等歷任主編的領導下，《澳門硏究》先後以半年刋、雙月刋、季刋的形式出版，通過發表數量衆多的硏究論文、積極培養本土華人學者、創建新興學科，爭取學術話語權等方式，為推動澳門學術的成長與繁榮作出了貢獻。
一定數量的論文發表以及採用科學的硏究方法，是學術成長的基礎。《澳門硏究》自創刋以來，累計出版六十六期，發表硏究論文一千四百二十三篇，共計一千二百五十萬字。其中，政治法律類三百三十五篇，經濟管理類三百五十三篇，歷史文化類三百四十八篇，社會民生類一百三十二篇，文學敎育類一百一十篇，綜合類一百四十五篇，其內容包括澳門政治、經濟、法律、歷史、社會等各個領域。根據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的《澳門硏究》，其硏究或關注的重點各有側重：中葡簽署聯合聲明之初，以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的現狀以及未來走向為重點；回歸之後，有關“一國兩制”、“澳人治澳”以及如何實現平穩過渡、特區政府如何施政等政治法律問題成為熱點；近年來，各種新問題、新矛盾的探討與對策則成為關注對象。可以說，《澳門硏究》對不同時期澳門社會的各種新問題、新矛盾給予了充分的學術關注與理論探索，並適時為解決相關問題提出了基於田野調查和學術硏究的對策。
加強深度自主硏究
同時，《澳門硏究》注重澳門學術硏究方法的討論與革新。鑒於澳門社會的特殊性以及硏究群體的整體實力，務實性、實踐性的實證硏究成為主流硏究方法。實踐證明，在對澳門有充分而徹底的認知以前，這種實證性硏究是必要的，因為沒有充實的田野調查則無法構建宏大的理論框架。當然，學術硏究僅有實證方法是遠遠不夠的。一九九七年，如何拓寬硏究者的視野，如何加強硏究者的理論素養，如何對硏究對象進行理論闡釋與理性批判，如何加強澳門問題的深度硏究以及提升硏究者的自主性等問題，引發了澳門社會科學界的思考。為此，《澳門硏究》先後發表一組論文對此討論，強調“在其進一步的發展中必須強調建設性地構築其社會科學的自主性，其關鍵問題在於社會科學硏究者在其自身的硏究中通過硏究對象的建構而生產出自主的社會科學知識和關於澳門的獨到的深度知識”。（註一）
本地學者成長壯大
硏究隊伍的規模和質量，是學術成長的基本力量。長期以來，《澳門硏究》十分重視本土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的培養，在發表論文的一千六百五十人次學者中，本土學者達九百三十五人次，佔百分之五十九點二。分析上述學者的分類和特點，可以看到，澳門硏究的學者構成整體上在向本土化轉變：首先是本土或早期從內地移居澳門的學人，包括黃漢強、楊允中、徐新、陳樹榮、吳志良、駱偉建、楊道匡等，他們開疆闢土，啟動澳門學術硏究，成為澳門本土學術硏究的開拓者；其次是在內地，或移居澳門，曾經涉足或轉型從事澳門硏究的一批華人學者，包括費成康、湯開建、金國平、戚印平、徐雅民、馮邦彥、王志石、王五一、曾忠祿等，他們以其專業素養及開闊視野，發表了一批重要的硏究成果，拓展了澳門學術的寬度和深度，成為澳門學術硏究的重要力量；再次是一大批本土靑年學子的成長和壯大，包括鄭煒明、關鋒、楊仁飛、婁勝華、胡根、李長森、林發欽、柳智毅、馮家超、楊開荆等。他們思路敏銳，大膽探索，為澳門學術硏究注入了新鮮空氣，成為澳門學術硏究的新生力量。
上述三股學術力量在《澳門硏究》競相“發聲”，論點紛呈，互成聲氣，推動了澳門學術硏究格局的逆轉，以內地，尤其是澳門本土華人學者為主體的硏究力量迅速壯大，“澳門硏究在澳門”的學術格局逐步形成。二○○九年，澳門基金會發佈的“第二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奬”獲奬名單顯示，無論是著作類還是論文類，其一等奬獲得者大部分已是澳門本土學者。（註二）
跳出澳門硏究澳門
新興學科的創建，是學術成長的重要標誌。近年來，在一批本土學者的推動下，“澳門學”的學科建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跳出澳門硏究澳門”，從全球人類文明發展的大視野考察澳門西學東漸、東學西傳，以及異質文明碰撞相融的獨特經歷，探討澳門經濟、社會、文化、族群的結構功能和價値形態，在“互動相生”的文化傳播範式下，探討澳門在世界文明進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彌補世界史關於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硏究的不足，豐富人類文明知識體系，已成為硏究者們的共識以及澳門學追尋的目標。（註三）儘管學者們對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及方法等問題仍有不同的意見，但是，無論如何，澳門歷史硏究是澳門學得以建立的基礎，因為如果不了解澳門的歷史發展及文化養成的過程，則無法解釋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獨特現象。正是由於澳門歷史的這種獨特性，“加上有歐洲及中國通史這樣一個廣闊的大歷史背景，再有歐洲擴張史及海外交通史所賦予的具體歷史環境，澳門歷史硏究完全有依據形成一門獨立的學科——澳門學(Macaology)”。（註四）
去年設澳門學專欄
正因為如此，一直以來，澳門歷史硏究是《澳門硏究》重點關注的領域，累計刋登相關論文三百四十八篇，佔刋文總數的百分之廿四。可以說，當今所有活躍於澳門歷史硏究領域的華人學者，都曾在《澳門硏究》發表其硏究成果，由此產生了一批具有開創性的、在澳門史學史上佔據重要地位的論文。以此為基礎，二○一○年起，澳門基金會、澳門大學等機構先後在澳門、里斯本舉行了兩屆澳門學國際學術硏討會，試圖將澳門學硏究推向國際學術層面。二○一一年，《澳門硏究》正式設立以歷史文化硏究為主的“澳門學”欄目，繼續將澳門學作為重點關注和經營的學科，為推動澳門學的成長與發展搭建平台。
學術硏究的目的，是為了加深對過去、現在乃至未來社會的認知與預測，為人類文明發展提供知識增量。同時，也要通過對現實社會的觀察、反思乃至批判，為現實生活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提供解決方案，正如梁啟超所言，學術者，“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以過去之進化，道未來之進化者也”。（註五）在中葡簽署聯合聲明之後創辦的《澳門硏究》，為本土學者們硏究社會、預測未來、參與決策提供了新園地，這種時代契機，決定了《澳門硏究》帶有濃郁的資政性質，“硏究澳門，服務社會”成為其辦刋宗旨。在回歸前後，如何實踐“一國兩制”？“澳人”如何“治澳”？特區政府的管治架構如何設計？法律如何實現本地化及中文化？如何發展經濟，保持澳門社會的繁榮穩定？這些問題，成為擺在澳門人面前的前所未見卻又急需解決的新課題。
專題硏究各方重視
因此，“一國兩制”、經濟振興、公共行政、社會轉型等問題一時成為《澳門硏究》刋載的熱點論題，為處於過渡期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諸多政策性建議。其中，《澳門硏究》有關“一國兩制”問題的硏究尤為突出，成為國內外最重要的學術“重鎭”之一，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一國兩制”理論，對促進澳門社會各階層關於“一國兩制”的感性認知和理性自覺發揮了重要作用。近年來，澳門經濟社會飛速發展，一些深層次問題和矛盾日益凸顯。為給政府相關部門提供決策與預測參考，《澳門硏究》及時策劃推出了“區域合作與產業發展”、“亞洲博彩業比較硏究”、“建設陽光政府”、“國家‘十二五’規劃與澳門”、“澳門與橫琴開發”、“中產階級與社會發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建設”、“澳門政制發展硏究”、“港珠澳大橋硏究”等專題論文，引起了政府、學界及社會各界的重視。目前，《澳門硏究》出版後送交行政長官辦公室、中聯辦、外交部駐澳門公署、立法會議員、社會賢達等機構和個人參閱，成為了解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動態，輔助相關決策與預測的主要參考讀物。
隨着澳門學術的不斷成長，《澳門硏究》的辦刋質量也有了明顯進步，其辦刋目標與學術功能也逐步實現。二○○五至二○○六年度，《澳門硏究》被收入中國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來源期刋目錄；目前，內地仍有多所高校也將之列為核心期刋。二○一○年，澳門基金會邀請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硏究評價中心對一九九八至二○一○年澳門特區學術期刋被CSSCI引用情況所作的調查顯示，《澳門硏究》所刋論文在國內引用率名列前茅。更重要的是，作為澳門主流學術雜誌之一，《澳門硏究》直接推動了澳門學術硏究的本土化與話語權的轉變。學術硏究的本土化，本質上是學術話語權的轉移，這種轉移包括硏究主體、語言、視角、主題、方法、史料的多重變化，主要表現為硏究力量的壯大、硏究主題的豐富、硏究方法的多元、硏究史料的開掘、硏究對象的解釋以及學術定義的界定等。
掌本土學術話語權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前，澳門硏究以歐洲人為主，以葡語、英語為工具，西方世界以西方語言掌握着澳門歷史的解釋權和話語權。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隨着老中靑結合的本土華人學術力量的形成，以及大批頗具分量的華文學術成果的推出，以往“澳門在中國，澳門硏究在外國”的中西不對稱局面被打破，以華人為主體，以華文為工具，澳門學術硏究的話語權開始回歸澳門，本土化進程不斷加快。尤其在澳門歷史硏究方面，其學術話語權已完全由澳門本土華人學者所掌握。（註六）
顯然，《澳門硏究》的進步和澳門本土學術的成長，與澳門基金會的長期支持密不可分。自一九九二年以來，澳門基金會一直將培養本地學術力量、促進本地學術發展作為其戰略，並發揮了主導作用，《澳門硏究》恰恰是實施這一戰略的主要平台。毫無疑問的是，正是有了包括澳門基金會在內的政府機構的支持以及本地學術界的努力，澳門的學術硏究才在最近二十多年有了長足的進步和顯著的成長。
註釋：
（一）鄧正來：《深度硏究與自主發展——尋求社會科學硏究在澳門的深度發展》，《澳門硏究》第六期，一九九七年六月；
（二）劉澤生：《回歸十年澳門硏究的回顧與思考——以澳門歷史硏究為中心》，《澳門硏究》第五十六期，二○一○年第一期；
（三）林廣志：《試論澳門學的概念、對象和方法》，《廣東社會科學》（廣州）二○一○年第六期；
（四）吳志良：《澳門歷史硏究述評》，《史學理論硏究》（北京），二○○二年第一期；
（五）梁啟超：《新史學》，《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一九八九年；
（六）吳志良：在“2012澳門歷史文化硏究會年會”上的講話，二○一二年九月十八日，澳門理工學院。
林廣志
（澳門大學澳門硏究中
心訪問學者，《澳門硏究
》執行主編）
轉載自2012年10月17日澳門日報第E08版：蓮花廣場
